未来政府应从以下四方面提升行业竞争力：发挥龙头企业示范效应，加快推动行业技术改造;积极完善产业集群建设，引导制鞋业向内地有序转移;重视行业品牌建设，积极培育高端品牌;顺应“互联网+”趋势，借助渠道创新促进产业升级。
制鞋业属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20世纪末期，中国依靠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迅速成长为世界最大的鞋类生产国和出口国，形成若干专业化的鞋类产业基地，打造出一批产品质量可靠、市场信誉好、抗风险能力强的品牌。然而制鞋业的国际产业链早已形成，发达国家牢牢占据款式设计和成品销售等高利润环节;亚洲和美洲等制鞋大国只能承接订单，凭借劳动力优势从事原料到成品的制作。尽管国内部分制鞋企业依靠资本和技术的积累，逐步完成了从OEM(原厂委托制造)向ODM(原厂委托设计)转型，甚至少数企业已升级至OBM(原创品牌)阶段，但在全球产业链中仍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十三五”期间，中国制鞋业必须加快调整相关产业政策，在应对国内产业对外转移的同时促进竞争力升级，实现从低端制造向高端智造的转型。
一、产业转移成为当前中国制鞋业发展的重要特征
制鞋业的发展通常受工厂用地、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供应、环保标准和销售市场分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尤其生产环节的区域选择往往会偏离消费市场。尽管当前大力提倡机械化和智能化生产，鼓励用机器代替人生产，然而制鞋过程中能够实现自动化的工序并不多，市场上真正的高档鞋类制品更强调手工缝制，因此制作工艺决定了充足的人力成本是该行业不可或缺的生产投入。这也是推动制鞋业产业转移的重要动力。
(一)全球制鞋业的跨区域转移始终没有停止
过去50年的时间里，全球制鞋业至少已经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跨区域转移，第一次发生于20世纪60—70年代，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80—90年代。
第一次转移：欧美向“亚洲四小龙”转移。20世纪60年代，随着欧美产业工人工资水平提高，制鞋业批量化生产导致行业竞争加剧，企业的利润逐渐摊薄。同期“亚洲四小龙”正在积极发展加工贸易，于是欧美制鞋企业将先进流水线设备搬迁到此成立生产基地。转移完成之后，欧美本土制造比重迅速下滑。
第二次转移：“亚洲四小龙”向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转移。20世纪80年代末，“亚洲四小龙”面临着产业升级，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方向转型，同期中国大陆正在实施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尤其东部沿海省市，因此成为全球制鞋业转移的下一站。1996年之后，中国始终占据全球最大鞋业生产国的位置。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新《劳动法》的颁布，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招工难”的现象频频出现，逐步严格的环保标准制约了制鞋业上游制革业的成长空间，因此新一轮制鞋业跨区域转移已经开启，这是由市场规律所决定，即使中国拥有最庞大的内销市场也依然无法改变这种趋势。
(二)东南亚各国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受益者
过去10年里中国制鞋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上涨了约3.5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累计升值幅度超过20%，生产用水、用电和土地厂房租金也逐年提高。尤其2013年以来，东部各省市要求企业落实为工人缴纳“五险一金”，并提出了全覆盖的目标，进一步增加了用工成本，降低了制鞋企业的利润率。
与此形成对照，东南亚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更加明显。印尼工人工资仅为300美元，越南250美元，柬埔寨更低，大约100美元。除了成本优势，特殊的贸易政策优势也是吸引制鞋企业转移的重要因素。如欧洲、美国和日本都对缅甸进口的鞋子有免税政策，而越南通过达成TPP则可以在成员国内部享受78%—95%的税目产品零关税优惠。此外，欧美客户对产业布局往往具有较强话语权。一旦提出将内地生产线向制造成本更低的境外转移，并以取消订单相威胁，国内制鞋企业往往会慎重考虑。目前东南亚鞋业已抢走中国约30%的订单，未来订单“东南飞”的情况可能还会加剧。
(三)台资企业在本轮产业转移中表现突出
在国内的四大制鞋基地(广东、福建、浙江和成渝)里，外资企业主要集中在广东。其中台资企业不论企业数量，还是生产规模，比重都相对较大。
来自东莞台商协会的数据统计，与金融危机之前相比，目前当地台商人数已减少1/4至1/3，正常经营的台资企业也从最高峰的6000余家缩减为4000余家。缩减原因包括停业、破产和搬迁等。以“台湾制鞋三雄”(宝成工业、丰泰企业和F-钰齐)为例，2012年起它们陆续将大陆公司的产能向印度、越南、印尼和缅甸等国转移。2015年越南已取代中国大陆成为三家企业最大的生产基地，对各自总产能的贡献度达到42%、53%和38%。与此同时，鉴于这三家企业在制鞋行业里的影响力，它们的外迁举动还带动部分配套企业和供应链企业共同转移，如绿洲、绿扬和力凯等台资鞋厂也加入其中。
(四)当前国内制鞋业“外迁”和“内移”同步进行
产业的跨区域对企业实力的要求很高，尤其是向境外转移。不仅涉及对转入国投资、贸易、税务和社保政策的了解，还面临文化差异对管理制度的冲击。因此，向国内中西部地区转移也是东部沿海制鞋企业的重要选择。
据统计，金融危机后，我国制鞋业向中西部转移的脚步明显加快。根据亚洲鞋业协会统计的数据，珠三角地区制鞋企业中向国内中西部转移的约占一半，往东南亚转移的约占1/3。其中湖南、江西、广西、河南、四川和重庆等地成为主要的产业承接地区。如台资企业大力卜集团在逐步压缩东莞产能的同时，选择湖南投资3.2亿元建设新增产能。项目投产后计划年产休闲鞋1000万双以上，出口创汇超过1.5亿美元;借助“东鞋西移”，重庆璧山区已承接30家制鞋企业和250多家配套商落户，加快了打造“中国西部鞋都”的发展目标。
二、产业跨区域转移有助于中国制鞋业竞争力升级
劳动力成本优势曾经是中国取代其他新兴国家，成功吸引到“亚洲四小龙”企业来华投资建厂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成功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因此，现阶段应更多通过技术创新、渠道创新、品牌创新等途径创造新的竞争优势，促进制鞋业竞争力升级，而产业跨区域转移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一)企业外迁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
尽管由于部分企业的出走，我国制鞋业年产值增长已经放缓，运营指数有所下降(2015年的数值低于90，处于较冷的指数区间)，但也给行业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长期以来我国制鞋业进入门槛低，产品同质化严重，严重依赖海外订单，行业利润不高，造成过去中小企业不愿在样式设计上花精力、引进先进生产线提高制造水平，只图以量取胜。一旦经济形势不佳，这类企业最先倒下，行业也会迎来洗牌的机会。2015年珠三角地区倒闭的制鞋企业里，90%以上属于规模以下企业，与此同时当年规模以上企业却普遍面临订单饱和的状况。反映出制鞋业正呈现出订单集中化的趋势，缺乏竞争力的中小企业会被加速淘汰出局。
可以预见，自动化生产线逐步推广、订单向大企业汇集、行业集中度升高将是未来制鞋业发展趋势，这有助于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率，改善行业盈利状况，促进研发投入。
(二)企业外迁没有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
尽管目前我国制鞋业出现一定程度的外迁趋势，但是肯定不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鞋业生产大国、贸易大国和消费大国。2014年，我国产鞋145亿双，超过当年全世界总量的一半;鞋类产品出口538.4亿美元，约占全球同类产品出口总量的40%;国内市场共消费38亿双鞋，遥遥领先世界各国。
表1显示，当前国内制鞋业整体发展良好。三年内行业规模(总资产)扩大20%，销售收入增加超过1000亿元，利润总额实现了平稳增长，亏损面也不高。作为老百姓生活必需品，制鞋业不会被淘汰。我国不仅拥有相对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构建起各类鞋类生产的产业集群，还建立了完善的鞋业成品和鞋材市场以及鞋类的研发中心和资讯中心等。未来在逐步降低代工比例的基础上，通过延长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扩展，加强产融结合，有望进一步提高制鞋业竞争力。
(三)企业外迁没有对国内出口造成重大影响
上图统计了过去10年里我国鞋类产品的出口情况。从中可以看出，除2009年和2015年之外，我国鞋类产品出口规模基本保持平稳的上升势头，尤其是2010年之后。虽然2010—2014年期间的出口增速有所下滑，但仍基本维持在10%以上。至于2015年出口金额和增速两个指标同时出现下降，则主要与全球贸易形势的不景气有关。因为根据世贸组织统计，当年全球贸易出口额的降幅超过10%，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也是多年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以生产运动鞋闻名的福建晋江制鞋企业出口却逆势增长。2015年完成出口20.1亿美元，同比增长13.52%，高于全行业约18个百分点。
(四)制鞋业生产布局将在国内外之间形成新的平衡
当前外迁的制鞋企业只占我国东部制鞋企业总数的极少部分，更多的选择了“内移”。与前两次大规模跨区域转移不同，中国不会将制鞋业生产彻底搬迁到境外，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一是东南亚各国投资环境有待改善。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东南亚各国劳动力成本的确低于中国大陆，向欧美出口可以享受低税率甚至零关税的优惠。然而当地也存在制约制鞋产业发展的硬伤。例如当地技术工人的素质不高，生产效率较低，原材料本地配套能力不足，尚未形成高水平的产业集群以便企业共享资源等。此外政权不稳、频频发生罢工事件更是威胁企业正常经营的最大风险。
二是不断扩大的中国消费市场为本土制鞋企业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表2统计了金融危机后中国国内鞋类产品的供需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后危机时代在一系列刺激内需政策的扶持下，中国内地的消费市场保持了快速增长。与2009年相比，2014年鞋类产品的进口量翻了一番，国内消费量增幅接近50%。与之相比，出口量仅增长约35%。这反映出未来内销市场比海外市场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因此过去长期依赖海外订单的本土制鞋企业应转换观念，尽早建立面向国内消费者的营销渠道。加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业务合作，加强生产配套、共享销售网络，提高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三、促进中国制鞋业竞争力升级的政策建议
(一)发挥龙头企业示范效应，加快推动行业技术改造
产品创新不足、生产自动化水平偏低一直都是制约我国制鞋企业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尤其随着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人工成本提高导致“招工难”日益普遍。如今“90后”为主的新生代就业人群更加看重工作环境和个人待遇，不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因此，加快行业技术改造，提高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水平，逐步实现“机器换人”成为大势所趋。
一方面，龙头企业应带头做好表率，在加快技术改造、增加研发投入、引进国外先进工艺设备等方面为行业树立榜样，依靠实际的经济效益降低同行企业对创新风险的担忧。龙头企业还应积极加强与科研院所、高校的联系，合作研发共性技术，让更多中小企业有机会分享，而后者技术水平的提升反过来也能增强龙头企业的配套能力，最终让前者受益;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制定专项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力度，可以通过降低补贴标准、加大补贴力度、加快发展设备租赁业务等途径减轻企业经营负担。与此同时，生产智能化还将需要更多的高技术人才，政府可以在高端人才落户、家属购房以及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支持，帮助企业更好地完成人才引进和培育工作。
(二)积极完善产业集群建设，引导制鞋业向内地有序转移
与东部沿海多数省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相比，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中期的阶段，这就为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提供了机会。应当有选择地确立部分发展基础较好的省市承接东部制鞋企业的转移，避免“一拥而上”，形成恶性竞争。同时要重视配套企业的同步转移，尽快形成的新的制鞋产业集群，引导技术人才、设计人才、管理人才和行业资讯向新基地汇集，建立相对的完善产业链。此外，还必须避免产业转移中的“污染转移”问题。生产工艺决定制鞋业生产过程会排放一定数�康奈廴疚铮斯裨�2010年颁发的《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指导意见的通知》里明确指出制鞋等排放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生产作业应当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进行污染治理。过去曾发生过个别地区为招商引资，私自降低环保标准，将高污染企业引到当地造成恶劣影响的案例，因此各省环境保护部门应密切配合商务厅做好对外来投资企业的审查工作，不允许污染转移。
(三)重视行业品牌建设，积极培育高端品牌
我国早已成为世界制鞋大国，但离“制鞋强国”目标还遥遥无期。我国制鞋行业仍盛行以贴牌加工为主的生产方式，在国际交往中议价能力普遍不高，利润微薄。不过部分企业已具备向产业链上游进军的实力，如以361、安踏和匹克为代表晋江运动品牌已走出国门成为世界各大重要赛事的合作伙伴，而股票市值仅次于耐克和阿迪达斯、位居全球制鞋业第三位的百丽国际来自中国女鞋龙头企业。上述品牌都已具备成长为国际知名品牌的潜质。下一步，一是国内几大制鞋基地的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鞋类产品的品牌推广，将其列入政府工作考核范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共同研究提升品牌影响力的策略;二是借助行业协会的力量，鼓励制鞋企业之间加强业务合作，搭建制鞋企业和科研院所、咨询机构间的合作平台，促进关键技术和品牌影响力的共同提升;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制鞋企业积极申报技术专利，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保护企业创新投入的合法权益。
(四)顺应“互联网+”趋势，借助渠道创新促进产业升级
当前美国居民人年均消费鞋品超过7双，欧盟和日本均在5双以上，然而我国居民的人年均消费鞋品还不足2双，这意味着国内制鞋产业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随着国内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收入能力的提高，对衣食住行的要求也与日俱增，对穿鞋品质的需求正在加大。可是我国制鞋行业却面临低档鞋产能过剩、中高档鞋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商子商务的推广和“互联网+”理念的深入人心为我国制鞋行业的渠道转型提供了重要思路。一方面，应当鼓励传统的实体店销售渠道与线上渠道保持通力合作，线下门店以开展“体验营销”为主，科学安排实体门店的空间布局，逐渐减少员工数量，同时加快线上销售模式创新。可以综合借助第三方电商平台、自建电商平台和电商外包这三种电子商务模式完成产品销售，以达到及时搜集市场信息、加强与顾客互动、加快清理库存等目的;另一方面，还应借助当前体育产业快速发展良机，加强对可穿戴设备研发力度。与互联网厂商合作，加快开发具有计步或定位功能的智能鞋。还可以结合老人、儿童和孕妇等特殊人群的个性化需求，有针对性开发相关产品，通过注入更高的技术含量，提高鞋类产品附加值。